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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变化，在顶层设计上反映了从问题导向的应急管理，升级为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系统治理。不仅着眼于解决眼前最突出的问题，更将所有举措锚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个长期目标上。

　　本文将深入这一顶层设计的实践层面，聚焦具体领域的实施路径，探讨如何将宏观方法论转化为切实行动。为此，文章将从发展与稳定两个核心维度展开：在发展层面，将围绕四大关键支柱，系统构建“内外兼修、纵深联动”的新格局：一是激发新质生产力，以前沿科技创新驱动产业体系全面升级，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二是夯实县域经济，将其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承接产业布局、激活内生动力与内需潜能的关键节点，巩固国民经济循环的基本盘与战略纵深；三是扩大高水平开放，通过制度型开放与自贸区港建设，深度链接全球市场与规则，拓展外部联动空间；四是统筹安全与双碳，在发展中系统保障国家安全、增进民生福祉、履行全球气候责任，培育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点。在政策与稳定层面，则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为支柱，系统阐述如何筑牢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为上述发展路径提供坚实且灵活的调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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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力之一：以新质生产力筑牢内生增长根基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了系统性布局，其核心在于建制，明确了未来产业创新的四梁八柱：定方向（做什么）：确立了从基础研究到关键攻关再到应用示范的线性推进路径，并以“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突破口。明主体（谁来做）：构建了国家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企业梯队（创新型市场主体）的二元主体格局。活血脉（钱从哪来）：要求构建多层次金融支撑体系，特别强调培育“耐心资本”，以解决创新活动对资金的长期性与匹配性需求。立规矩（如何规范）：着手规范“内卷式竞争”等非市场行为，推动创新从野蛮生长转向边发展、边规范的新阶段。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构建高效创新生态的部署，则标志着我国创新战略实现了一次关键跃升：从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力建制，转向聚焦协同。这一演进旨在打通关键堵点，推动创新从要素聚集迈向生态繁荣，具体体现在四个层面的协同深化：

　　1.主体协同：从二元分工到产学研用一体化循环

　　在2024年明确二元主体的基础上，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要素置于统一框架，推动“育人-研创-用人”无缝衔接。这实质是将“谁来做”、“钱从哪来”、“价值如何实现”整合为一个能自发运转的协同体系，旨在从根本上破解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的难题。

　　2.空间协同：从普遍激励到聚力打造国际科创中心

　　创新布局从广泛激励转向明确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活动高度依赖面对面交流、隐性知识传递与快速试错，这决定了其在空间上必然趋向集聚。根据马歇尔外部性理论，产业集群能带来三大优势：专业化劳动力池共享、中间投入品与服务体系共享、知识外溢与技术扩散加速。布局三大中心，正是为了最大化这类集聚效应，形成创新浓度高的生态，通过打造世界级枢纽，构建点上突破、线上链接、面上辐射的国家创新网络。

　　3.制度协同：从规范传统竞争到前瞻引领新兴赛道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规范“内卷式竞争”，旨在优化既有市场环境。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直面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强调“深化拓展与完善治理同步”。这标志着治理重点从纠偏旧模式转向为最具潜力的新增长点铺设可持续发展轨道，是更高层级的制度保障。

　　4.领域协同：从驱动工业到赋能全产业系统

　　2024年的重点在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2025年则新增“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并与“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并列。这表明创新驱动正从工业领域，系统性地拓展至占据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业（202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56.7%），旨在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驾齐驱，全面升级整个经济系统的生产力。

　　此番向协同导向的深化，意味着国家创新体系正进入精细化运营、有机联动的新阶段，对各类参与主体在生态中的定位、连接与价值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最大的新意就在于这种体系化、集成化的战略思维。它不再满足于单项技术的突破或单个项目的成功，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强大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新质生产力所驱动的、从单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国家创新体系变革，将对期货市场产生深远而多层次的影响，其核心在于重塑商品供需的基本面逻辑、催生新的风险管理需求，并提升市场定价的复杂性与前瞻性。

　　上游产业链方面，对绿色金属（如锂、钴、镍、稀土、工业硅、光伏用银）和技术金属（如用于半导体的高纯材料）的需求将呈现长期结构性增长。创新布局方面，空间协同的加深，可能导致关键原材料（如电池级碳酸锂、光伏级多晶硅）的供需在龙头企业间更为集中，从而加剧特定时段、特定品种的价格波动。期货市场将成为管理此类供应链价格风险的核心工具。企业实际业务方面，企业不仅需要对冲原材料价格波动，还可能需要对冲技术路线风险（如相关金属价差）、绿色成本波动（碳价），这将催生对更复杂、更定制化的场内外衍生品和解决方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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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驱动力之二：以县域经济夯实内循环关键支点

　　2025年的内部协调发展，标志着重心从宏观的区域战略布局向微观的关键节点加固与系统韧性提升深化。这不仅是对既有区域重大战略（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的接续，更是将政策资源精准投向国内大循环中基础性、薄弱性环节的战略抉择。其核心，在于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置于优先位置。县城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腰”，是激活内循环的关键枢纽：在需求侧，它是农民就近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内需市场下沉的核心承载地，直接撬动最广阔腹地的消费与投资潜力；在供给侧，它承接产业转移、培育特色集群，是稳定和优化国内产业链布局的重要空间。发展县域经济，本质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解决内循环中的堵点与断点，使增长动能更均衡、更可持续。

　　同时，政策将粮食安全置于经济协调工作的突出位置，措辞坚决（“严守红线”、“毫不放松”）。这超越了单纯的农业范畴，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夯实内循环根基最直接的体现。它确保了大国经济在最基本资源供给上的自主可控，是系统能够抵御冲击、行稳致远的底层保障。

　　这一转向体现了一种深刻的系统思维：一个强大而有韧性的经济体系，不仅取决于其顶峰的增长极高度，更依赖于其基础网络的承载能力与节点间的连通效率。加固县域这一关键节点，并严守粮食安全底线，正是从结构和根基上强化内循环，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县域经济作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节点，其发展深刻重塑着大宗商品与农产品的物流与商流路径。这一转变，正从基础设施网络与市场主体行为两个维度，反向催化期货市场的服务深化与功能升级：一方面，交割库等基础设施向产业腹地延伸，以提升供应链效率与韧性，例如四川省遂宁市，遂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港口或大宗商品集散中心，但凭借其在锂电新能源和高端制造领域的产业优势，成功建立碳酸锂期货交割库；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崛起，正在将更广泛的微观生产单元纳入现代化风险管理体系，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规模化主体在县域政策支持下成长，他们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承受力更低，利用期货市场进行远期定价和锁定利润的意愿和能力将不断增强，将成为农产品期货市场重要的增量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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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驱动力之三：以高水平开放贯通外部市场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通过扩大开放试点、推进制度型开放、落实自贸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政策，核心在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明确规则体系，以持续优化国内营商环境来稳定和吸引国际商品、资本与技术（即稳外贸、稳外资）。这体现了一种供给端思维：通过改革国内制度、优化市场与投资环境，增强自身供给体系的适应性与竞争力，以应对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这一阶段的开放可被称为“适应性开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面对“脱钩断链”压力的背景下，首要任务是“反磁吸”，即通过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国内市场，留住并吸引国际资源，避免产业外迁和资本流失。在稳住基本盘后，战略必然转向构建规则体系。在全球经贸规则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不能只做规则的接受者，必须成为重要的参与者乃至引领者之一。所以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重点是，积极推动商签更多双边经贸协定，其核心不仅是“打开大门”，更要与重要合作伙伴共同商定长期、稳定的往来规则，通过法律形式稳定外部市场预期，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逆流。目的是为中国商品、资本和服务进入关键市场提供制度性保障，降低外部市场的准入壁垒与波动风险。这一策略兼具需求侧与规则侧思维：既通过服务出口等方式主动创造外部需求，更借助协定签署构建确定性，属于更具进取性和规则塑造性的开放路径，从而深化与友好国家的经济绑定，保障自身发展利益。

　　从准入开放迈向规则塑造，这种转变对期货市场的影响是深刻而系统的，国际经验（包括“一带一路”实践）表明，其影响远不止于短期交易机会，更会重塑市场的中长期生态。在“一带一路”或关键双边框架下，以中国期货价格为基准、加上稳定物流成本的到岸价定价模式可能更普及，提升中国价格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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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驱动力之四：以安全双碳统筹发展与韧性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确实将重心从全面绿色转型的广泛布局，转向聚焦于“双碳”目标下的核心攻坚与紧迫风险应对，呈现出更强烈的战略聚焦和问题导向。2025年旗帜鲜明地将“坚持‘双碳’引领”置于首位。这意味着所有生态环保工作，都明确服务于“碳中和、碳达峰”这一国家核心战略目标，资源配置和政策力度将更集中。碳市场从建框架到强功能，意味着碳市场进入扩容（纳入更多行业）、活跃交易、强化定价功能的关键阶段，使其真正成为减排的核心经济杠杆。扩大绿电应用，从供应侧培育到需求侧牵引，直接鼓励用户消费绿色电力，通过创造市场需求，反过来激励绿色能源的生产和投资，形成良性循环。

　　在“安全双碳”的战略框架下，碳排放成本可能从一个外部约束，内化为驱动产业分化与价格结构变迁的核心生产要素。传统高耗能产业（黑色系、部分有色）将持续面临供给约束和成本上升，而新能源产业链（光伏、锂电相关的工业硅、碳酸锂等）的需求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两者长期价格走势可能持续分化。碳配额价格和绿电/绿证价格，将从概念性成本，逐步转化为所有高耗能产品必须内化的真实成本。这将对电力、电解铝、钢铁等品种产生长期的成本支撑效应。

　　极端天气措辞从“加强防治体系建设”变为具体指向“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和“补齐防洪排涝短板”。措施直接指向最薄弱的“北方地区防洪排涝”基础设施，这是对近年来极端天气教训的直接回应，体现了补齐短板、保证安全的底线思维。玉米、小麦、苹果等农产品北方是其核心产区，汛情将直接威胁产量与品质，所以市场对产区天气的关注将空前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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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压舱石：财政、货币与金融稳定的三维协同

　　为筑牢经济稳定器，宏观政策体系在两年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间展现出清晰的协同演进逻辑：从应对短期波动转向构建中长期框架，从被动防范风险转向主动谋划战略，共同为“十五五”开局奠定坚实、可持续的宏观政策基础。

　　1.财政政策：从“显性扩张”到“优化效能”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对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财政政策以扩张性姿态果断发力，旨在对抗周期性下行压力。其核心逻辑是通过中央政府主动加杠杆，直接创造需求，提振社会信心，从而拉动经济企稳回升。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提高赤字率”，并增加发行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实现了预算规模的显性扩张。资金投向聚焦于“两重”、“两新”相关项目，以及民生与消费领域，体现了“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相结合的特点，力求在稳增长的同时推动供给结构升级。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在保持必要支持力度的同时，重心显著转向财政的长期健康与资金效能。这并非意味着财政政策转为保守，而是“积极”的内涵从侧重总量扩张，深化为在提升效率、化解风险和支撑战略方面体现更强的能动性与可持续性。其目标不仅是应对短期波动，更是为了优化财政空间、防范风险积累，服务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具体方向包括：一是着力化解地方财政压力：明确将“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置于突出位置，致力于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从机制上化解潜在财政风险。二是全面提升资金配置效率：通过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资金精准投向最有效率、最关乎长远的领域，推动财政政策从规模驱动转向效率驱动。这一转变标志着财政政策从应对危机的强力工具，演进为兼顾短期稳定与中长期可持续性的系统性支撑。

　　2.货币政策：从“确保总量充裕”到“优化结构传导”

　　2024年与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货币政策表述的演变，清晰体现了政策重心从“确保总量充裕”向“优化结构传导”的阶段性转移，精准对应了经济从“企稳回升”迈向“巩固向好”的不同核心诉求。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以总量宽松抵御下行风险，预防“流动性陷阱”与金融收缩。面对当时社会预期偏弱、金融风险情绪谨慎的局面，政策明确提出“适时降准降息”。这是经典的“价格型”与“数量型”总量工具组合，其首要目标在于直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增加金融体系流动性，以对抗潜在的通货紧缩预期，从而稳定金融市场预期与经济基本面。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聚焦传导机制，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随着流动性压力总体缓解，政策的关键矛盾转向信贷资源如何更高效、精准地注入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因此，政策表述强调“灵活高效运用多种工具”，预示着货币政策工具箱将更多倚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而非仅仅依赖普适性的总量宽松。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则直指当前的核心瓶颈，即解决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再到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与科技创新企业）的传导效率问题。这涉及修复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意愿与能力、改善企业的融资条件与融资意愿等微观机制，标志着政策着力点向疏通“最后一公里”深化。此番调整表明，货币政策正从应对危机的总量管理模式，转向更精细、更注重长期效能的结构性支持模式。

　　3.金融稳定政策：从“处置风险”到“管理风险预期”

　　引入预期管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这是最具深化的点。现代金融稳定的核心已不仅是处置风险，更是“管理关于风险的预期”。政策明确将“预期”作为核心管理变量，旨在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沟通、稳定规则来锚定市场和社会主体的长期信心，从而避免因预期紊乱导致的非理性踩踏或收缩行为。

　　我们认为，202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将指向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溢价和非理性波动。政策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稳定市场长期预期，使得部分金融类期货各品种远期曲线的定价也将更为平滑和理性。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标志着中国经济治理进入一个长期目标刚性化、短期工具精细化、内外贸一体化的新秩序。期货市场的交易逻辑，必须从过去高度依赖宏观周期和强力刺激的博弈，切换到对结构性转变和制度性成本的深度定价上来。